2003年冠狀病毒導致的人類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在廣東爆發(fā)，2016年冠狀病毒導致的豬急性腹瀉綜合征（SARD）又在廣東出現，這次2019年冠狀病毒COVID-19導致的新冠肺炎還是從中國首發(fā)，難道這僅僅是偶然嗎？不考慮各種陰謀論，從冠狀病毒的多樣性和地理分布角度談談中國再次遭受冠狀病毒襲擊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首先，一個基本前提是：蝙蝠是各種冠狀病毒聚集的大本營。

蝙蝠（翼手目）是哺乳動物中一個獨特的類群，可以分為兩個亞目：大蝙蝠亞目（食果蝠）和小蝙蝠亞目（食蟲蝠）。它們高度多樣化，是數量第二大的哺乳動物類群。高度多樣化的細胞類型和受體使它們成為多種病毒的潛在宿主。

蝙蝠是唯一能持續(xù)飛行的哺乳動物，它們能傳播病毒，隱藏并增加種間傳播的機會。在非典爆發(fā)之前，人們并不知道蝙蝠是冠狀病毒的宿主。在過去的15年里，蝙蝠已被發(fā)現擁有超過30個冠狀病毒，并且發(fā)表有完整的基因組測序，其他沒有基因組測序的冠狀病毒可能更多。在已知的α-、β-、 γ-、δ-四個冠狀病毒屬中，蝙蝠中只發(fā)現了α-冠狀病毒和β-冠狀病毒。在蝙蝠中，可檢測到來自沙貝病毒亞屬（Sarbecovirus）、梅貝病毒亞屬（Merbecovirus）、諾貝病毒亞屬（Nobecovirus）和海貝病毒亞屬（Hibecovirus）的病毒。值得注意的是，馬蹄蝠是非典SARS-CoV的宿主，而Merbecovirus亞屬的一些β-冠狀病毒與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關系密切。

蝙蝠冠狀病毒與流行?。杭t色區(qū)為α-冠狀病毒、藍色區(qū)為β-冠狀病毒。梅貝冠狀病毒（Merbecovirus）由蝙蝠經駱駝傳至人類引起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沙貝冠狀病毒（Sarbecovirus）經果子貍傳至人類引起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里拉冠狀病毒（Rhinacovirus）傳至豬引起豬急性腹瀉綜合征（SARD）。百分比表示各類病毒占蝙蝠冠狀病毒種類總數的比例（圖片來自Wong et al，2019）。

其次，中國的蝙蝠種類非常豐富，分布范圍廣。

全世界共有蝙蝠類動物16科185屬962種，而中國約擁有7科33屬134種，其中特有種26種，另有26種存疑種尚未列入（蔣志剛等，2015），約占世界種類數的14%。其中攜帶SARS相關病毒的蝙蝠種類最為豐富。

GBIF數據顯示中國是蝙蝠分布集中地區(qū)之一（圖片源自GBIF）

中國國家標本平臺NSII搜索查詢的蝙蝠標本數量結果（圖片來自于NSII）

SARS相關病毒攜帶者馬頭蝠類在世界的分布格局（圖片來自Wong et al，2019）

第三，中國蝙蝠攜帶的病毒種類非常多樣。

從整體上看，亞洲、歐洲、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以及澳大拉西亞的蝙蝠中都檢測到了α-冠狀病毒和β-冠狀病毒，其中α-冠狀病毒似乎比β-冠狀病毒分布更為廣泛，其檢測率也更高。中國、非洲、中東、南美洲和大洋洲是這兩類冠狀病毒分布最為集中的地方，也是SARS、MERS及這次新冠病毒肺炎的爆發(fā)地。而從β-冠狀病毒各種類型在全世界的分布來看，中國的冠狀病毒多樣性極高。

（圖片來自Wong et al，2019）

而從冠狀病毒各種類型在中國各省區(qū)的分布來看，也許更容易理解為什么SARS在中國廣東，這次的COVID來自湖北：在云南、廣東、香港、貴州、湖北、廣西、浙江、山東，病毒類型的多樣性尤處高位。

中國蝙蝠攜帶的冠狀病毒的地理分布（圖片來自Fan et al，2019）

最后，野生動物市場為冠狀病毒天然宿主（蝙蝠）－中間宿主（其它野生動物）－人類提供了物種相互作用和傳播的機會。

除了不同蝙蝠物種之間的相互作用外，蝙蝠-動物、蝙蝠-人類之間也存在相互作用。攜帶冠狀病毒的野生動物（如蝙蝠）聚集在農貿市場、餐館，為冠狀病毒的物種間傳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場合，顯而易見的病毒爆發(fā)風險便悄然而至，并可能導致毀滅性的全球疫情。